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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J:我们知道自己在录音室里做什么。尤其是Jimmy 和我,我们过去四五年都在录音室工作。基本上,唱片公司的人基本上不被允许接近我们。我们去纽约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很喜欢这张专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他们是喜爱音乐的人。大西洋是个音乐唱片公司。我知道对不懂的人来说听上去很蠢,但确实就是这样,整个公司是建立在对音乐的爱上的。

如果你是个雇佣乐师,那你一定会形成很明确的纪律观,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到,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熟悉曲目,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演奏。一个三小时录音时段,你要做两三个曲目。

JP:我试着集中注意力于音乐,尽一切可能降低干扰因素,我们在录音室的照片很少的原因在于,(我不想要)有人过来说:“能在这给你拍张照片不,但是不用你手里那把吉他,换成另一把行吗?”,这完全适得其反。这也是我从来不想要访客的原因,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确实得把需要在场的最重要的人的数量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是在叠录Whole Lotta Love(的时候拍的照片),这首曲子是在伦敦录好的。

每间工作室的录音间都不同,有不同的声音空间感与不同的环境音效。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显然,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可操作的,不久之后,我们甚至在加拿大某些简陋得像棚屋的录音间里做过Bring It On Home的人声叠录。不过我们也在很多老牌工作室里录过音。我们去过Mystic[1],也就是以前的Del-Fi工作室[2],Richie Valens [3]和 Chan Romero [4]都在那录过音,Bobby Fuller[5]在那里录过 I Fought The Law And The Law Won。那间录音室有着反射材质的墙面,(录音会)很有现场感。我们在那录了Moby Dick,因为它非常适合录鼓的声音,Lemon Song也是在那儿录的。我们还录了不少音轨,听起来都很棒。

至少在我看来,舞台和录音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录音室是有纪律的,你专注于(创作)一份可以反复听的录音,而到了演出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可以即兴。在录音室,你所做的东西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每个叠录都与歌曲构筑的目的有关。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我们[乐队其他成员]一同去创造歌曲,(在有了一些音轨)之后我会开始在上面层叠吉他。总体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solo放在最后,在所有的演唱部分都做完了之后。在纽约的A&R[6]和Groove的工作室,录音师Eddie Kramer协助我们做过(专辑的)一整个部分的录音,包括Ramble on和Heartbreaker,然而Bring it on Home是在大西洋唱片的录音室完成的,也是我们唯一一次在那里录音。我们在A&R录了Heartbreaker,然而吉他solo的部分是我在其他的录音室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声感录制的。我想的是,在吉他solo中间放大这种声感的不同,给人一种就在录音室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打开门,录一段这样感觉的(吉他solo),接着关上门,我们再继续于节奏中推进(歌曲)。

我独自回到纽约,和Eddie Kramer一起完成了Led Zeppelin II的混音。我很满意这张专辑的制作,我知道它会是一张里程碑式的专辑。在Whole Lotta Love中我叠录过一段非标准调音的吉他,它成为了这首歌中部的基床。我的确是有意这么做的,听起来像某种元素的力量!

[1] Mystic Records, 美国独立唱片公司和音乐制作公司,专注于发行硬核朋克,Crossover thrash,地下音乐等的唱片。

[2] Del-Fi Records, 美国唱片公司,总部位于好莱坞,该唱片公司以签约Ritchie Valens最为著名。

[3]Ritchie Valens, 墨西哥裔美国歌手、词曲作家和吉他手。他是摇滚先锋和奇卡诺摇滚运动的先驱。1959年2月3日,在被称为“音乐死去的那一天”的事件中,瓦伦斯在爱荷华州的飞机失事中丧生,这一事故也夺去了同行的音乐家巴迪·霍利、“大波普”J·P·理查德森、以及飞行员罗杰·彼得森的生命。瓦伦斯于2001年被追悼入摇滚名人堂。

[4]Robert Lee“ Chan” Romero, 美国摇滚乐表演者,他最著名的歌曲是1959年发行的Hippy Hippy Shake。

[5]Robert Gaston Fuller, 美国摇滚歌手,词曲作者和吉他手。

[6]A & R Recording,一家于1958年成立的美国独立录音室唱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