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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Classic Rock 采访 Jimmy Page

InterviewIan Fortnam PortraitRoss Halfin

翻译:Elynx  校对:nattraven

从他与吉他相遇的拔剑时刻[1]”,到The Yardbirds,再到齐柏林飞艇(重新)发明了硬摇,Jimmy Page的人生旅途高低起伏,波澜壮阔。现在让我们拭目以待,与这位为人所熟知的音乐塑造者来一次亲密的交谈。

[1]原文为‘Excalibur moment’。王者之剑(Excalibur)是亚瑟王传说中的魔法圣剑。后文还会多次提及这个比喻。

 

多亏了与一把废弃木吉他的意外邂逅,James Patrick Page发现自己应对起摇滚乐的青春爆炸得心应手――它势不可挡地影响了他在50年代的成长。

从早期爵士乐、摇滚到蓝调,他通过重复唱片中的乐句自学了即兴演奏,并在The ParamountsRed E Lewis and The Redcaps等乐队中磨练技艺,然后成为了60年代录音室中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吉他手。当Jimmy Page66年加入The Yardbirds时,他从录音室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流行明星,两年后乐队最终解散,然后他组建了齐柏林飞艇,并与其一同迅速征服了世界。

半个世纪过去了, Jimmy Page――可以说是摇滚乐最伟大、最著名的吉他手――正处于居家隔离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一直很忙:为他的第二部自传性书籍《Jimmy Page: The Anthology》做准备,这是由Genesis Publications出版的一部重量级著作,集中展示了他非凡人生细节之中的细节,以及再次弹起吉他。居家隔离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恰当地与吉他产生了共鸣,”Page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在这种新常态下,没有酒店套房的聚会,只有105分钟充满启发的闲谈,期间他认可自己拥有毫无疑问,令人着迷的人生,他的声音一度嘶哑。下文即他所言。

 

Anthology这本书的第一张照片是你在伊普森的圣巴纳巴斯教堂唱诗班唱歌的照片,这大概是您第一次公开表演的经历吧。 您是自愿参加合唱团的,还是出于父母的要求?

不,完全和我父母的意愿无关。我是自愿去教堂加入唱诗班的。我得这么做,原因之一是,在过去的日子里,摇滚乐会出没于电波中然后被BBC掐灭,等等这类事情, 所以你得想方设法才能真正听到音乐。在伊普森还比较幸运,因为那里有一个户外游泳馆,里边儿有个区域,包含娱乐设施――有弹球机和点唱机。到点唱机那和朝圣差不多,大男孩们经常会去那里,而我那时还很小。教堂有个青年俱乐部,在那里人们跳舞、播放唱片。但想要加入青年俱乐部必须加入唱诗班。我其实很喜欢当个唱诗班男孩,真的挺喜欢的。

 

您还得穿白色罩袍[唱诗班成员穿的白色亚麻法衣],这一定是您第一次有了理由去穿上漂亮衣服吧。

绝对是这样,你说的没错。你能看出其中的关联对吗?为表演而盛装打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多亏了邻居的立体声音响,您首次感受到了hi-fi音质。似乎从一开始,您就不只是被音乐所吸引,而且还被捕捉声音的过程所吸引。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那之中蕴含着魔法。

是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回想过一些重要时刻。当我还住在费尔特姆 [在到伊普森前Page居住的地方]时,有人邀请我们全家去做客,就在马路那头,他有一套立体声设备。他当时播的是一些音效唱片,经典的有从扬声器中听到火车穿过的声音,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一个小男孩来说,那可相当惊人的。我当时大概八岁吧,他还播了些古典音乐,从中真的能感觉到一种深度。毫无疑问这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有趣的是,我的家族里没人弹吉他。我有一个叔叔在酒吧弹钢琴。他能弹各种歌曲,但他从来没教过我任何东西,他不乐意教。但当我们从费尔特姆搬到伊普森的迈尔斯路时,有一把吉他被前主人落在了我们的新房子里。那是个很奇异的邂逅,是吉他找到了我。

 

这真是个很棒的拔剑故事Excalibur story)。

实话说,是这样。这就像:无论我是否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我都注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不过,是的,我是被这整个沉溺于声音的过程所迷住了,我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合唱团中,还有整体的氛围。有趣的是,小时候我就开始学了。而一旦到了听见摇滚乐从美国传来的那一刻,那就像是音乐的青春大爆炸。我很幸运能出生在那个时候,见证了那个时刻。它就像一条线:一边是非常古朴和老式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就来了个肾上腺素、音乐和观念的大爆炸。所以你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它们是从另一个星球传来的一样。我房里有一把吉他,没有调音,没人弹过。然后我遇见了学校里的朋友Rod,他教了我几个和弦,就是这样。从我听到摇滚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被它感染了,真的,没办法治愈,我也不想被治愈。

 

当您的圣剑吉他寿终正寝时,您的父母给您买了第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吉他――Hofner。他们似乎从一开始起就很支持您的音乐事业。

他们很支持。不过我总归还得做学校的功课,但他们能看见我所有空余的时间都痴迷于吉他。当我开始能弹出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歌曲时,他们就:等等!这孩子是玩真的!” 我不知道后来怎么了,但原来那把吉他弹起来并不容易。感觉琴弦离指板得有好几英里远――倒也不至于让人不想弹吧,但我父母说:我们想给你买一把更好的吉他Hofner就是他们同意给我买的那把特别的吉他。我爸爸能理解――突然间,他儿子就能弹那把被落在家里的吉他了,圣诞节要到了,我的生日也不远了,所以Hofner作为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礼物来了[Page生于194419]。 我真的很高兴能拥有那把吉他。但后来我听的音乐都是用实心吉他演奏的,所以我说:我要换把吉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但你得自己付帐。在那个年代,21岁之前,分期付款计划必须要父母签字。所以我爸说:我是担保人,但必须由你来支付它。我觉得这蛮好。

 

装备上实心吉他Futurama,你从The Paramounts Red E Lewis and the Redcaps,那时候您只有十五岁。这两个团体看起来都是以摇滚和摇滚乐为根基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接触过蓝调,早期与The Paramounts的所有表演都是摇滚乐,并非早期爵士乐。我在周五或周六晚上和某个乐队一起做开场表演,被Red E Lewis邀请去伦敦演出。对于一个还在上学的人来说那是挺令人惊讶的。然后,我被邀请加入Neil Christian And The Crusaders。在那时候发生了不少事情,因为那时我已经拥有了[Gibson Les Paul Custom]黑美人。

 

1962年时,您去了曼彻斯特的美国民谣蓝调音乐节,那似乎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那次活动的主角有Sonny Terry & Brownie McGhee, Memphis Slim, Willie Dixon, T-Bone Walker等等。] 蓝调似乎侵占了摇滚在您心中的地位,并间接使得您在1963年进入艺术学校。

Neil Christian And The Crusaders的曲目清单中,我们演了Train Kept A-RollinHoney Hush等等,但我们也演了Chuck BerryNo Money DownElmore JamesDust My Broom。但当你去舞厅演出时——像我们当时那样,他们只想听TOP 20的歌曲。但我真的很热衷于弹奏蓝调。当我说蓝调(the blues)”的时候,指得肯定是Chess[2]的选集,它比后来那些都要超前。

而在南方,很显然是滚石把蓝调带到了聚光灯下,但我们早早有准备。在曼彻斯特音乐节上,我遇到了 Mick Keith。那时还没有滚石这个乐队,我们都一样,都是去朝圣的蓝调爱好者。我们当时在一间屋子里,有个人刚拿到Howlin’ Wolf的专辑,封面上有把摇椅 [Wolf1962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集合了12首之前发行的Chess唱片公司的单曲]。在那之前没人听过,但那天我们都听到了。所以是的,那是个改变人生的时刻。

[2] Chess Record, 美国唱片公司,于1950年在芝加哥成立,起初专攻蓝调,R&B

 

60年代早期至中期,音乐的变化如此之迅速,我想您在录音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您有能力讲出这种新的音乐语言。您的乐句中包含了蓝调,而与您同时代的人基本上都是叮砰巷[3]的产物。

是的,我可以融入整个录音室的世界,而且我真的,真的融进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真真切切加入了。

[3]叮砰巷(Tin Pan Alley),也称锡盘街,是指以美国纽约市第28街为中心的音乐出版商和作曲家聚集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叮砰巷的作品几乎主宰了美国流行音乐。其后也用以指代那个年代的美国流行音乐。

 

60年代早期,您的音乐品味扩展到了异域他乡。您很早就有了锡塔尔琴,听过Alan Lomax[4]的田野录音,弗拉明戈,还有印度和阿拉伯的音乐,其中的元素后来被您融入了The Yardbirds和齐柏林飞艇的录音中。

我听过印度音乐,从收音机里听到过,比披头士早不少。我父亲在希思罗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那里生产电线和电缆,不是吉他弦,是大型工业用品。他是人事部经理,有很多亚洲人在那里工作,我说:爸,你能不能打听一下,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知道锡塔尔琴?有人能搞一台来吗?就有人说他能送一个过来,然后琴就被装在一个临时的胶合板箱里被运过来了。过去那些时候你可以选择货运,人们会留心的,放到现在可能运送途中琴就被砸成碎片了。箱子里放了很多稻草,我把锡塔尔琴拿到手里,它真是太美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演奏它。锡塔尔琴上的弦都会共鸣,所以当我拨动一根弦时,整个琴就开始共鸣了,我就想:哦,我的天哪!

从声音上来说,我所有的学习都是源自聆听,然后对我所听到的东西做出自己的诠释,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然,后来我在伦敦的一场音乐会上遇见了Ravi Shankar[5]——我和我的朋友是当场仅有的两个年轻人——他给我的锡塔尔琴的调了音。

[4]Alan Lomax,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以其对美国和欧洲各国传统音乐的调查和他发明的《歌唱测定体系》知名。

[5]Ravi Shankar, 印度民族音乐作曲家,锡塔尔琴演奏家。Ken Hunt 称他为地球上最著名的印度音乐家1944年他完成学业后,曾为《甘地传》及萨蒂亚吉特·雷伊的《阿普三部曲》创作配乐。

 

当然,就60年代而言,您所在的乐队The Yardbirds和齐柏林飞艇只是冰山一角。或许可以这么说,无论您是否选择加入乐队,您都可以独自在录音和制作音乐的工作中非常舒适地生存下去?

是的,但是我在The Yardbirds的时候还是要做录音室的工作的。比如,我制作了Joe Cockcr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那张专辑[1968年初录制,1969年发行]。但是到了齐柏林飞艇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就不再参与任何录音室工作了,我也不想再为别人制作音乐了。我想做的是,倾我所能,将其完全带入(乐队)内部。

 

您参与过一系列历史性的录音,从Tom Jones到谁人,从滚石到Cliff Richard再到David Bowie,在那段时期,您所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每当我听唱片时,无论是古典乐还是电子乐,无论是Little Richard还是Howlin’ Wolf又或是Johnny Burnette,我总是对聆听录音室整体的声效氛围和人们是怎样去录音的感兴趣。所以我会听Les Paul,从中能学到真正的大师级录音是如何完成的。

我在家也录过音,不过一段时间过去,一旦我进了录音室,我就可以在工作的闲隙和录音师交谈,问他们: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一两年过去,终于我可以给他们播放唱片然后问他们:这种效果到底是怎么录出来的?其实对于某种声效要怎么录我有自己的主意,但是我会去从技术角度去学习。

所以,一点一点地,我从自学成为录音室音乐人的过程中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我学到了整个录音室工作领域的知识,如何快速高效地工作,并且还能够一直当场即兴发挥。我还学会了如何录音,如何制作,其中的准则与禁忌。所以那真的是很不错的学徒期。

 

有着这些录音室积攒的经验,您已学有所成。或许如果是您在制作人的位置上,而不是[英国流行音乐制作人]Mickie Most的话,The Yardbirds还能持续更长时间?

唔,听着, Mickie Most在他自己的领域是真的,真的非常好。他知道怎么做单曲,这方面我们能列出很多艺术家的名字,他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当 The Yardbirds的内部出现裂痕的时候,他拿到手的是“Jeff Beck and The Yardbirds”这个大礼包[Beck1966年离开The Yardbirds,留下Page作为该乐队唯一的吉他手]。所以他其实要面对的不是一支作为整体的乐队,他需要素材。他显然明白Jeff想走器乐那条路——这很对,但对于The Yardbirds来说,单曲开始令人厌烦了。在那之前,The Yardbirds有过很棒的作品。Jeff和我都在乐队里的时候,我们有Happenings Ten Years Time Ago,非常酷。但当我们做专辑的时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Mickie对专辑不感兴趣,他只想做单曲。

所以,我们逐渐开始录制一些我们本不该去录的曲子。The Yardbirds有过那么多很棒的作品,然后居然录了像Ten Little Indians这类歌曲——这绝对是糟透了。我只是真的很恼火这些东西甚至还发行了,本来说好并不会发行来着。我不认为那对振奋乐队精神有益。我确实帮着把Little Games这张专辑里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因为Mickie很多时候都不在,但名义上我并没有担任制作人角色。

 

1965年,滚石的经纪人Andrew Loog Oldham邀请您和Nico一同制作一张单曲。后来您又在地下丝绒乐队中遇到过她。听地下丝绒的演出对您产生过多深的影响?

我去了纽约的场景俱乐部(Scene Club) ,那里由Andy Warhol负责布置,墙上装饰着巴科菲尔(Bacofoil) ,因为他说那是速度之色。突然间,你听到乐队的蜂鸣声,Lou Reed的作品真是太棒了。他们非同寻常,听起来正如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只在和The Yardbirds一同去纽约的时候见过他们。每个人都在谈论地下丝绒,但是当时人们并不去现场看他们,我觉得这点挺奇怪的。我很喜欢地下丝绒,和 Nico一起创作那首单曲真是太刺激了,我还和 Andrew Oldham一起创作了一些东西,然后进录音室录了The Last Mile,酷毙了。

 

The Yardbirds的时代及之后,您越来越多地穿得像个摇滚明星:前海军夹克衫,徽章夹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服饰可以造就音乐家的?

我当时的穿着完全的是体现我对事物的看法。可以说就像新浪漫主义到来之前的新浪漫主义。我的美学是: “如果拜伦弹吉他,或雪莱或济慈弹吉他,他们会穿什么? ” 就是这种疯疯的逻辑。但是,说到我穿的衣服,当时我和 Robert [Plant]去威尔士的小屋时,那里没有电,只有一堆柴火和电池式磁带录音机,就这些。灯是煤油灯。胡子开始长起来,然后长了又长,到了相当凌乱的地步。我想,好吧,现在每个人都开始看起来差不多了,就音乐这个方面的人来说,大家都留着长发和胡子。所以我想: “我要回到我的更具美学的那一面。

 

突然间您就年轻了十岁。

是啊[大笑]。关于胡子好玩的是,当你真的去剃胡子的时候,你能感觉经历了所有这些化身:达达尼昂,络腮胡子,一直到刮干净。就这么把它刮掉啦。

 

我想您时不时还会试一下您的复古衣柜吧?

我穿不上那条龙服的西裤啦,罂粟花那套也不行了。看着演出服能想到的是那些纽扣是怎么被移动过――演上三小时可以说是全身锻炼,一周五晚,无论你在家里胖了多少这体重都能减掉的,纽扣就要改位置了。看着怪吓人的。

 

我越听齐柏林飞艇,就越觉得那些录音的沉重质感并不是音量的问题,而是吉他丰富的音色与鼓声的录制方法,尤其是海德利庄园的那些录音。作为乐队的制作人,是什么影响了您对飞艇声音的塑造?

我会说第一张专辑里包含很多了想法,你可以听到这些想法在第二、第三张专辑和所有其他专辑中拓展延伸。Babe, I’m Gonna Leave You这首歌是个关键点,我尝试用John Bonham的力量来打造出歌曲的戏剧感。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过Ramble OnWhat Is And What Should Never Be等等歌曲,副歌部分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这种紧密带来了驱动力,所以你就可以趁着万物的动力来演奏。从第一张专辑的早期我就能对这点运用自如了。在这方面我似乎领先其他人不少,而且这也总能奏效,因为你在调动人们的兴致,音乐人和听众们的。

 

1967年,您和滚石的Brian Jones合作了A Degree Of Murder的配乐,其中有用弓弦拉吉他,还有Melobar吉他[6]。看来Brian和您一样,是一位对跨文化实验持开放态度的音乐家。

Brian Jones非常特别。我有一位蓝调收藏家朋友,Dave Williams,就住在路那头,在他那儿我第一次听到Howlin’ Wolf和滑音管吉他。他告诉我,他们会把玻璃瓶的一端掰下来用。我心里想:天哪,我可不想冒着断指的风险这么做。

然后我听说了一个弹滑音管吉他的人,我就去了伊灵爵士俱乐部。然后你瞧,Brain Jones来了,他有个即兴演奏会,听起来就像在听Elmore James。之后我去找Brain 聊天,我问他:你用的是什么?他立马告诉我说:你附近有汽车修理工吗?去问他们要个套管,就是这玩意儿。他们会给你拿来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就有了,我的第一个可以用来演奏的滑音管。这家伙是如此的慷慨,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有些人会把他们的小把戏藏在心里,但他就是这样,他是个非常不拘一格的人。

[6] The Mel-O-Bar, 此处应该是指Melobar吉他――Walt Smith发明,在1960年代后期获得专利,它是钢棒吉他和传统吉他的结合体,将吉他琴颈向上扭转45度,使得演奏者可以用传统方法在琴颈上方演奏。

 

您从很早以前就和滚石有交情了,还和他们的钢琴手Ian Stewart成了好朋友。他和The Yardbirds一起录过唱片,后来又和齐柏林飞艇一起录了Rock And Roll Boogie With Stu。您觉得如果他答应的话,您会邀请他一起巡演吗?

问题在于,他是滚石的成员,编外成员。但 Andrew [Oldham, 滚石的经纪人]不希望他加入乐队。所以情况变成了:他仍然在滚石,但他是巡演经理,同时也参与唱片录制,然后Nicky Hopkins出现了。但Stu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钢琴大师,人很酷,也非常可爱。所以你问我会和他一起巡演吗?唔,他一直和滚石在一起,但是我确实参与过他的Rocket 88项目,在北安普顿演出过一次,和Rocket 88一起即兴演出,那真是很棒。

 

1974年,您与滚石一起录制了Scarlet[最近与Goats Head Soup一同发行]。您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一直在希望您来取代Mick Taylor

我没这么想过,因为我觉得Ronnie应该是个不错的竞争者。我知道当我们在Musicland[慕尼黑录音室]制作Presence的时候,他们紧跟着就来了。当我们完成了整个Presence专辑的制作时,我问Mick能不能多给我几天的时间来收尾。因为我们在那里花了三周时间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制作与交付。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我想那会儿他们还在考虑找谁来做他们的吉他手,因为他们在那里试了很多不同的吉他手。

那时候我已经深深扎在齐柏林飞艇里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大概并不算数吧,真的。但是Scarlet的录音很有趣,和Keith合作很愉快,因为我们曾在Chris Farlowe的一些作品中合作过——我想Out Of Time这张唱片里有我们,还有Midnight Hour——但那次能从零开始做出一些东西真的很棒。

我们录了音,当晚Stu就在那里,第二天他们会放更多的东西在上面。Stu会把键盘和管风琴的部分放上去,然后我说:我也来,我来弹点solo所以之后几天晚上他们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会加入,然后录些solo,所以那挺不错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即使我从没想过这首歌会发行。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您的性格,那就是您如何应对1972年那会儿遭受的肌腱损伤。精神层面来说,压力一定很大吧,但在身体层面上,比起被伤痛击败,您利落地选择改变风格用三指演奏。

是啊,在西海岸的时候,那是个可怕的冲击,不管它是怎么回事吧——可以说是肌腱损伤,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过——当我用左手无名指按下琴弦的时候,手臂就像被电击一样刺痛。在巡演的最后一站——我们从西海岸演到东海岸——电影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录制迫在眉睫,所以其实知道录制之前的几场演唱会的时候,我才能又用上全部的手指来演奏。所以是的,有两次巡演我不得不用挣扎着试着用更少的手指来演奏,相当棘手。

 

John Bonham去世时,齐柏林飞艇正准备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巡演进行排练。显然那次巡演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在布雷录音室[Bray Studios]进行那些关键的彩排,您感觉如何?齐柏林飞艇还会继续制作专辑吗,还是说当时您已经开始渴望新的挑战了?

John Bonham和我讨论了下一张专辑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的每张专辑都和上一张不同。恰巧 Presence基本上是一张吉他主导的专辑,而既然John Paul Jones有了他的造梦机[Yamaha GX-l合成器,在In Through the Out Door中全面应用],那么做一张键盘主导的专辑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下一张专辑要做什么,我们有很多明确的想法。

 

1981年,您与Chris SquireAlan White组成了XYZ乐队。即使这些音乐仍未发布,在录制过程中你们似乎取得了重要成果。短期内您是否有计划重新看看这些录音?

失去John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没再弹过吉他,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从储藏室里把吉他翻出来,再次弹起它,瞬间感觉重新回来了。我有个录音室, 因为我一直和Chris Squire处得不错,他说:我们有点东西。来看看我们一起能做出点什么吧。他想了个新奇的名字: 因为有两个前Yes乐队的成员, 他认为这个乐队应该叫XYZ ex-Yes Zeppelin,挺有趣的。

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音乐家,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帮了大忙。我必须要和他们达到同样演奏水平才行,因此得非常专注投入。不过我不知道的是,他们在即兴演奏会带来的东西哪些可能出现在Yes的专辑中。我们在那儿做的一首器乐曲 Fortune Hunter,最后以The Firm[Pages与前FreeBad Company主唱Paul Rodgers的乐队]的名义发行了。

那些家伙可都是自成一派的。所以那是首很棒的曲子。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回归音乐的怀抱,我会的,因为我知道它有多美好。然后我想想,只需要和那些参与了的人、他们的家人或其他相关人士谈谈看,或许有一天它就能发行了,我希望能发行。有一个盒式磁带的录音版,音质差到极点,网上能找到。尽管如此,听这份录音也是一种享受。

 

Anthology这本书中,您谈到了1983ARMS的巡演 [一系列为多发性硬化症研究提供帮助的慈善演出,很多大牌明星都参与其中],谈到了上台前的不安,但最后您说当我克服了紧张情绪这次巡演非常有趣。没有齐柏林飞艇在背后支撑您,是不是光是想着要参加现场演出就令人生畏? 

去美国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至少在阿尔伯特音乐厅,我们最初开演唱会的地方,感觉就像再会老友。但是当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达拉斯的Reunion Center演出。我当时想:会好起来的,因为我和齐柏林飞艇一起在这演出过。但当我去场地检查声音时,听到那种巨大的、压倒性的声音传来,我紧张极了!

但是,当Stu让我为Ronnie Lane伴奏时,我立刻表明我很乐意,因为见过Ronnie Lane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当时的情况是,把你的自尊心丢到外面去吧,聚到一起的人们都尽其所能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为这个活动而表演。而我意识到,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过solo生涯,我没有。我的音乐事业只有The Yardbirds和齐柏林飞艇,我刚刚完成了Death Wish的配乐,所以我演了那里面的曲子。虽然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但是能再次参加现场演出真的很棒。

然后当我们准备去美国的时候,Steve Winwood不想去,因为他在英国还有些项目要做。

所以我找到了Paul Rodgers,因为他非常棒。专业水平精湛,也很出色。我们开始一起写东西。他和我一样也弹吉他,这很酷。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当时正做的事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最后我问: “你回来准备干嘛? ”他说: “我什么也没打算呢。你呢? ”“好吧,我现在也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说: “好啊,就这么干吧。这就是我们如何组了The Firm。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就这么诞生了富有创造性的伙伴关系。

 

组建The Firm的时候,在请来Chris Slade之前,您试了Rat Scabies作为乐队的鼓手候选。您的很多同龄人都对朋克不知所措,但其实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早期爵士乐(skiffle),是年轻音乐人的起点。

是的,我在科文特花园的罗克西俱乐部听过The Damned乐队的演出,我和Robert一起去了那儿。我们去到那里,站在后面, 他们看起来有点摇摇晃晃的, 但在“one―two―three―four”之后,我的天呐,那种强烈的感觉,或多或少能让你感觉到在把你推到墙上去,我非常喜欢。他们很惊人,我最近还去帕拉迪姆[位于纽约的一个演出场馆]看了他们的演出。

我第一次看他们的时候,Captain是贝斯手, Brian James弹吉他,他们演了New Rose,还有很多歌,我很吃惊,对我来说,那就是真的很硬摇。当我在帕拉迪姆再看到他们的时候… …那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想,真心的,绝妙无比。Dave Vanian 在中场休息时剃了个光头,然后像诺斯费拉图[7]一样回来了。我想说的是,那这是对你自己所持艺术的真正献身。并且他是个很好的歌手。那是一场看了你会说:天,我希望你也能看的,那是真的提神醒脑的演唱会。

[7] Nosferatu?,原文这里也打了个问号,老页这里应该是说Dave Vanian当时的造型像1922年的电影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中吸血鬼的光头造型。

 

您与David Coverdale以及后来的The Black Crowes都合作过,甚至您的solo专辑Outrider也围绕着一个以四人为核心乐队的进行巡演。比起作为solo音乐家,您更喜欢参与到乐队中?

事情是这样,我过去一直都习惯于在一个三大件乐队里。回到Red E Lewis那时候也是,一个主唱背后加上三件套,所以我一路走来都是这样。The Yardbirds 稍有不同,比如和Jeff[Beck]一起的时候,和Jeff一起演奏真是太棒了。我们一起做过非常出色的音乐,但是我后来又回到三件套里去了。我想做到是能够让有一把吉他在就胜似有两把,真的。

 

从您更偏爱四人乐队那种动力的这点来看,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您会不会选择在乐队里当主唱?

不,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我能唱歌,我以前唱过一首单曲[1965年发行的She just Satisfies b/w Keep Moving],但你只要听听我收藏的唱片就知道我是不是个歌手了。我的歌唱能力足够阐明我写的乐句,或者当个伴唱也行,在二专的Thank You这首歌里,我和Robert有一部分二重唱。但我更多的是想去钻研什么让三件乐器或是两件乐器、或是管弦乐队,都能发挥长处。那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种叠录只在这首歌上有效,而那种叠录方式在那首歌上就不行了?如何能把这些吉他的音轨嫁接起来,做出一种也许从来没人做出来过的声音质感?我想的都是这类东西,比如在大厅中听见鼓声会是什么样……我只是去听,并且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去做一些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这就是我喜欢做的。

我很庆幸我能以我所热爱的事物为生。不仅如此,我还能够去创造出各种类型的有重要意义的音乐作品,并且在这一路上都让听到的人们感到快乐,激励着人们走上我的道路,如此将接力棒传递下去。

 

1994年,重新与Robert Plant携手合作的Unledded的项目中,您再次与摩洛哥和埃及的音乐家们合作找回北非的律动。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素材。我们有带着埃及音色的西方的管弦乐队,有他们的变奏弦乐、四分之一音程**加上打击乐器,所以他们有人们从来没听过的音色元素。我记得在某场演唱会结束后,我对某人说:今晚的手摇琴的solo很不错。他们问:什么?我说:就是在Gallows Pole之前的那段,或者不管是在哪儿吧,然后他们说:哦!我以为那是管风琴呢。我们以人们从没听过的声音调动他们的兴致。

 

您觉得与录音师Steve Albini志同道合,与他一起制作了Page & Plant的后续专辑Walking Into Clarksdale

是的,他是个吉他手,我非常喜欢他,他真的很好相处。那是张很有趣的专辑,在我们在Unledded项目中用过了所有的铃铛呀和笛子呀之类的东西之后,我们做了那张专辑,整个创作过程都很让人愉快,和Robert一起做。

我觉得Walking Into Clarksdale这张专辑,有一半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好。我回听(作品)时挑剔,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 他唱得很好,我弹得也很好,乐队配合紧密,在其中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想法。

 

2007年,齐柏林飞艇重聚伦敦O2,向Ahmet Ertegun致敬演出。在Anthology这本书中,您透露道想演两个晚上而非一晚。

起初是要做两个晚上的演出来着,我们自己一场,和其他的大西洋唱片的艺术家一起来一场。说的是我们会有半小时的演出,但我说:我不是为了半小时的演出来排练的!有Live Aid和大西洋四十周年那两场还不够受的吗[8]。我想: “我们要走出来,骄傲地站在舞台上,你明白吗?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得有个合适的曲目单,我们也这么做了。所以是的,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话也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那之后第二天早上七点时,我开始变得非常神经质,我想,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准备O2的演出,而现在没有O2可以演了!

[8](原文的一个不用注释大家也懂的长注释)1985713日,齐柏林飞艇在费城站Live Aid重组演出,由于缺乏排练,Page的吉他走调,Plants的歌声沙哑。1988514日,他们在大西洋唱片40周年的纪念演出时,PagePlan关于是否要表演Stairway To Heaven有分歧,而John Paul Jones的键盘声也在电视直播中消失。

 

齐柏林飞艇仿佛一头凭野性直觉随心所欲的巨兽,我想当它被唤醒到完全清醒之时,想让它再重新陷入沉睡很不容易。

我想是这样没错。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已经非常开心了,因为主要是我们三个人。Jason[Bonham]John Paul Jones和我一起演奏,所以Jason能感觉到自己是乐队的一部分,而不是他坐在那里是因为他是John的儿子。他之所以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因为他是个优秀极了的鼓手。但是他自己需要明白这一点。是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排练。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人说那会是场巡演。虽然没定下任何日期。不过显然我们已经摩拳擦掌到准备就绪的地步了。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任何关于巡演的讨论了——也不会再有了,所以就这样了。这只是齐柏林飞艇世界里一个有点古怪的事情之一,就是这样,齐柏林飞艇不寻常现象的另一部分罢了。

 

作为音乐家声名显赫,您是否被自己的声誉所吓倒过?为了不辜负过去您是否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很长的停顿] 呃,不……不。不是这样,我不会。比如说Outrider巡演[1988]就是在几年什么都没做之后进行的,而我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我做了一张令自己很满意的专辑,同样也是我想去做的,也是我想就那时候的情形所做的。我有幸请到了John Miles,他是个了不起的歌手,因为他可以唱Chris Farlowe的部分,可以唱Robert Plant的部分,可以唱Paul Rodgers的部分,也可以唱John Miles的部分,所以我做了什么?如果我再次回归舞台——我并不是说我一定会——但如果我回归舞台,我显然会延续我过去做的事情。我所做过的每一方面都是我个人音乐成长的一部分,是我设法去开创或实现的事物,所以我不会被它吓到,一点也不会,不,我反而会受它启发……这是件好事。

 

停下来想想,在写Anthology这本书时,回顾自己的人生,您有没有发现自己藏有什么遗憾?

遗憾会演化成怨恨,不是吗?而我会尽量不怀恨于心。处理这种情绪会让生活更像一种负担。人生当然不会全程铺就着红酒与玫瑰,唔,对我来说肯定不会是红酒[Page已戒酒多年],人生更像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一段高低起伏的陆上风景,很难驾驭。有些时候事情并不会完全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进行下去。所以,你该怎么做呢?你得去重新思考,去想办法绕开走不通的事物。而对我来说,如果遇到障碍,我会想很多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觉得能以更积极的方式去思考总归要比消极的好些。

 

那么,2020年的Jimmy Page会是什么样呢?在这样一个走出家门都会有人挥起手机的时代?

如果你和任何形式的媒体有联系的话,没有人可以去到任何地方,而遇不到一个跑过来要自拍的人。如果你在别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你很可能会被抓起来。所以这是有点烦人,不过这取决于人们走到你面前时的态度。但是我一般对人很有礼貌,所以人们通常对我也很礼貌。但你得经受住考验,这是肯定的。不过至少我不是好莱坞的一线明星,他们几乎一直都处在禁闭状态。

 

下面有什么计划吗?您现在有什么项目在做吗?

 在我们不得不居家隔离之前,我一直在抱怨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弹吉他。现在我可以这么说了: “好,就这样。现在每天都可以弹吉他了。所以居家隔离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与吉他产生共鸣。

 

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可以透露一下吗,您想和谁一起演奏之类的?

目前还没有,不过很显然我不会一直不做事,而我一直会做一些让人们惊讶的事情。比如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口语诗项目[2019年的Cataylst,与诗人Scarlett Sabet合作]。没人想过我会这么做,因为之前也没人做过。那真的挺愉快的。但是我总是会有想法,如果有一天我醒来,大脑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去做,那么对我来说那会是非常难过的一天。不过那一天看起来还有些遥远。

 

Ronnie Wood曾告诉我,每次他碰到Jeff BeckJeff都会把他拉到一边,向他展示一些他刚刚才发现自己能做的的事。您还会在某个晚上拿起一把吉他,给自己一个惊喜吗?

如果我弹起吉他,我不会练习音阶之类的东西,从来不练。但如果我弹起吉他,不知不觉,它就会转变为我以前没有弹过的东西,就是这样。这是另一件如果做不到我就不想醒来的事。这很神秘,几乎像是冥想,但事情就是这样。这又让我们回到 Dazed And Confused的东西上。但就是这样,虽然可能没有过去的日子里那么激烈,但那东西还是存在的。所以,是的,我能想出新的东西,我想了,我弹出了我所想的东西,为什么不呢?

 

内心深处,您还是那个满腔热情、对吉他的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充满好奇的小伙子吗? 

不是了,但我是他的曾祖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