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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ning – 10/1999

Interviewer: Steven P. Wheeler – Happening, October 1999

翻译&校对:Elynx,JOnie

“回到齐柏林飞艇正式解散的时候。除了痛失好友 John Bonham的悲伤之情,您有没有担忧过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没有任何担忧。”

 

虽然John Paul Jones 将永远作为齐柏林飞艇的贝斯手和键盘手留名青史,但他创造出的音乐所遗留的艺术价值已经远远不止于他与Jimmy Page、Robert Plant 和已故的伟大鼓手John Bonham 的合作。事实上,在加入齐柏林飞艇前,语调温和的Jones 就已经是流行音乐界的顶级编曲、录音室音乐人和制作人之一了,这一点的有力佐证是:他在十七岁时就已经参与制作了三首排名第一的大热歌曲。

在齐柏林飞艇结成前,Jones是伦敦顶级录音室音乐家之一,他为滚石乐队(”She’s A Rainbow”)和Donovan(”Hurdy Gurdy Man”)等人编曲,还在Jeff Beck的Truth专辑中担任管风琴手。他在录音上的积累让他接触到了另一位录音室大师,Jimmy Page。1968年,Jimmy Page 正着手从 The Yardbirds的余烬中组建一支新的乐队。其实在二人都参与的Donovan的录音期间,Jones就邀请Page担任当时被称为新Yardbirds的贝斯手。此后一年,摇滚乐的历史将被改写,因为这支乐队——现在被称为齐柏林飞艇——就算不说有史以来,也将成为七十年代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

由于鼓手John Bonham 的英年早逝,齐柏林飞艇于1980年12月4日正式解散,突然间,Jones 就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今天,Jones 说,“当齐柏林飞艇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坚持工作18年了,所以我决定停下来。而当我决定重新开始工作时,我不想再加入另一个乐队,因为我已经在世界上最好的乐队里呆过了,所以我再次沉浸到作曲、制作、以及编曲的工作中去。”

当主唱Robert Plant 自立门户要靠自己走向成功、而Page 开始参与电影原声带的制作,并经历了各种不怎么成功的solo冒险,与前Free/Bad Company 主唱Paul Rodgers 在The Firm中,以及与前Deep Purple/Whitesnake 的主唱David Coverdale 在Coverdale/Page 中短暂合作时,Jones则直接回到了他职业生涯早期的阴影中。无论是为R.E.M. 的重磅专辑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输送他标志性的华丽编曲,还是向Heart、Peter Gabriel、Butthole Surfers和Brian Eno等人提供他在编曲和制作上的卓越才能,Jones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录音室魔法师。在齐柏林飞艇解散后的这些年里,Page、Plant 和Jones 偶尔也会重组。先是1985年的Live Aid,然后是1988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大西洋唱片40周年庆典。这些一次性的、短暂的重组演出虽然不甚理想,但是助长了一种似乎无穷无尽的关于齐柏林飞艇将会全面重组的流言,尽管从未实现过,但这种传闻一直持续到今天。

与此不同的是,1994年,Page 和Plant 联合出击,没有邀请Jones 参与,并发行了专辑No Quarter(一张专注于飞艇素材的现场/录音室混合专辑);这个专辑名称的选择颇具讽刺意味,因为那其中的齐柏林飞艇的主打曲目是由Jones共同创作的——No Quarter这首曲子多年间一直被广泛认为是展示了Jones 音乐才华的标志性曲目。Page 和Plant 还发行了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即1998年的 Walking Into Clarksdale,这张专辑并不成功,也令人失望。许多业内人士认为,Page 和Plant 决定在没有Jones 的情况下继续合作,这对于一个对齐柏林飞艇的音乐遗产同样有着重要贡献的人来说,非常轻率且傲慢。Jones 本人同样有情绪,在乐队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庆典上,他在领奖台上平静地说:“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终于记起了我的电话号码。”

尽管受到了这样职业上的轻视,Jones 还是继续前进。最近,随着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Zooma 的发行(*Discipline Global Mobile 标,是著名乐队King Crimson的 Robert Fripp所持有的厂牌),他作为录音室艺术家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十月份短暂的美国巡演只是这位传奇人物的一个尝试,因为继续solo 事业和世界巡演已经确定被写入了他的未来计划。最近,Happening 杂志与这位齐柏林飞艇的前成员进行了交谈,讨论了他的最新作品和昔日荣光、他和先前的乐队伙伴们的各种业务往来,以及一个人在失去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乐队后,该如何维系音乐生涯。

 

 

让我们从您的新专辑开始聊起,您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是什么让您决定在这个时候做Zooma 这张专辑的?

JPJ:我脑中一直有关于solo项目的想法,但我认为最终促使我实现这一想法是在1994年,我和Diamanda Galas 合作了一张专辑 The Sporting Life ,我们在巡演路上做了这张专辑,我可以说又找回了“演奏”的乐趣。我意识到自从齐柏林飞艇那时候以来我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制作、编曲和作曲,却没有现场演出,而且我发现我真的很怀念它。

 

说到 Zooma,是什么让您决定自己应该做一张器乐专辑,而不是雇一个歌手和写歌词?

JPJ:显然,我自己不怎么唱歌,也不写歌词。我还知道,如果我让一个歌手参与进来,我就不会再是一个乐器演奏者和作曲家了,我会很快进入制作人兼编曲者的角色。我深知这点,我只是会出于本能这么做,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音乐会半途而废,而这是我试图避免的。而且,实话讲,我真的对基于歌曲本身的摇滚不感兴趣。还有,那时候没人在做器乐摇滚,所以我有点自己的领域 [笑]。

 

您是如何与Robert Fripp 的唱片公司搭上线的? 和他的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与你和大唱片公司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所不同?

JPJ: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实没有任何合同条款 [笑]。我真的对签个主流唱片公司这事没什么执念,因为我打听了一下,每个人都会问一些常见的主流唱片公司会问的问题,比如,“单曲会是什么样的? ”或者“拍个视频怎么样? ”你知道音乐行业的人是怎么做的。他们知道什么会成功,所以他们只是尝试再走同样的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确实有些创新者在做真的有用的事,因为他们相信乐队或者艺术家本身。但是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试图把这个项目卖给任何主流唱片公司,而且碰巧我和 Robert Fripp有些共同的项目。我知道,就业界而言,Robert 是一个有点特立独行的人,所以我问我的经纪人,“Robert 到底做什么? ”他说,“嗯,他有一个厂牌叫Digital Global Mobile,以及首先,不签合同。” 我说: “没有合同吗?双方都不签合同? ”他说: “是的,这是基于互信。如果你不喜欢他们,你就离开。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也会让你知道的。”

 

没有合同会让您担心吗?

JPJ:其实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因为在齐柏林飞艇的早期,我们和[乐队经纪人]Peter Grant 很多年都没签合同,直到大西洋唱片公司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拟了一些条款,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 Digital Global Mobile 有一个非常良心的原则:他们坚持让艺术家自己拥有所有的版权和母版,他们支付非常合理的版税,他们通过Rykodisc[注]可以很好的发行唱片。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热心的经销商,他们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好的曝光率,邮购的方式也做得相当不错,因为他们的发行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非常商业化,所以他们建立起一切像这样的推广和经销上可供选择的方式。我的专辑不会成为一张大热的排行榜专辑,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去做大量的宣传和推广,以确保每个人至少有机会知道它,因为他们可能会喜欢。

 

[注]:Rykodisc是由华纳音乐集团(Warner Music Group)拥有的美国唱片公司,隶属于WMG独立唱片集团(Independent Label Group)。

 

所以您更倾向于用另类的方式来制作这张专辑?

JPJ:如果你回顾音乐史,没人真正知道什么会大卖,什么会起作用。我总是喜欢举 Tracy Chapman的例子。我的意思是,有人能预测到一位黑人女性民谣歌手会在80年代末期风靡音乐排行榜吗?在齐柏林飞艇时,唱片公司总是告诉我们必须发行单曲,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关于Peter Grant 有个很棒的故事,大西洋唱片的总裁 Ahmet Ertegu 说: “Peter,你们必须发行一首单曲。如果有了一张单曲,你们可以轻松地卖出80万首单曲。” 而Peter只是站在那里说: “不,不发单曲。”你猜怎么着,我们卖出了80万张专辑。所以没有人知道在这个行业里什么会大热,什么一点用都没有。而我只是想给这张专辑最好的机会。

 

回到齐柏林飞艇正式解散的时候。除了痛失好友 John Bonham的悲伤之情,您有没有担忧过自己的职业生涯?

JPJ:我没有任何担忧。虽然在那之后一段时间我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确实试着想进电影配乐界,但是每个人都在说,“他是个摇滚贝斯手,他能知道什么是配乐吗? ”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在齐柏林飞艇之前就做过编曲和配乐的工作了。所以我决定把电影配乐放到一边去,而选择更多地投入到制作方面的工作中,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起初,我没有意识到我会被归类(为某种音乐领域),因为在齐柏林飞艇前,我做过电视、广播、电影等等。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自己得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才行,但在80年代,这确实有点难。我必须意识到的是,当齐柏林飞艇结束时,我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八年,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也是时候休息一下了。当我第一次决定尝试找些工作时,一开始没有人把我当回事,就像是:“等等,我是个职业音乐家、编曲家和制作人。我与之共事的人比你能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当我为 The Mission U.K.做过制作人之后情况变好了些,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很艰难。我还记得我想制作一张 John Hiatt 的专辑,那些唱片公司的人会说,“我们真的看不出你和 John Hiatt有什么关系? ”我说,“等一下,这是音乐。你说的关系是什么? ”我记得 George Martin爵士和我讲过,他在披头士之后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些人说他做出不电影配乐的,因为他需要和一个美国游行乐队合作,而他不是美国人 [笑]。所以你得处理并解决这样的事情。

 

说到您在制作和编曲领域的初步尝试,您的财务方面是如何运作的?您会收取固定的费用或者是从某张专辑中按比例抽成?

JPJ:两种情况都不太一样。制作人的话,会得到一笔费用加抽成,通常是一点、两点或三点。编曲的话通常是固定的费用,职位不同,费用之类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方面你得走一步学一步。在六十年代早期,我为Herman’s Hermits 做过编曲,我为一首叫做 A Kind Of Hush 的曲子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曲,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是一首大热歌曲,对The Carpenters 来说更是一首大热歌曲,他们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我之前写的同样的编曲,一个音符一个音符都对得上。我想最开始做那个编曲的时候,我就拿了80美元的报酬吧 [笑]。所以我从那次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现在我的编曲费用要高得多 [笑],因为他们从那80美元中大赚了一笔呀。

 

作为一个编曲者和制作人,您通常会遇到什么样情况?

JPJ:我喜欢做编曲工作,因为它们通常是很短暂的项目,而且真的很有趣。一般是这样,他们会把音轨发给我,然后交给我来处理。我通常会从艺术家那里得到的最多的指示是——就像我在为R.E.M的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编曲时发生的那样——Michael Stipe 给我写了这样一条小小的手写信息: “我们喜欢你正在做的东西,如果你能在’Everybody Hurts’中途让弦乐进来那就太好了。” 或者可能是这样的:“请留心这个吉他的部分,我们想保留。”他们会说的就是这些。另一方面,制作就要花费更多时间了,特别是我的制作方式。在进录音室前,我倾向于确保乐队真的知道他们将要录什么。当我为乐队制作专辑时,我会花了很多时间在前期制作上,甚至在我们进录音室前,因为那花的可是乐队的钱呀。有人总是会认为那是唱片公司出钱,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是乐队来出钱,所以你真的得负责任地使用录音室的时间。所以我会倾向于在一个制作项目上工作两到三个月,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非常努力,任何我合作过的乐队都会这么告诉你的。

 

您提到了电影配乐,您在那个领域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

JPJ:我确实涉足过,尽管那个电影 [Scream For Help] 不是很好,我想它直接就发行录像了 [笑]。再说一遍,电影配乐是那种,一旦你想要开启这份事业,你就要做好全身心投入准备的职业决定。如果我想要一个电影配乐职业,我可能应该搬去好莱坞,接下差不多任何能接到的工作,这是我在我过去录音室生涯中所做的。你得接受一切随之而来的工作机会。然后你才可以开始挑选。但是,我只是不想开启那种职业生涯,以及那种工作方式。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Page 和Plant 没有把您带进 No Quarter项目真的不合情理。您是否因为没有被要求参与而感到生气过?那整个事件至今还遗留着伤口吗?

JPJ:我倒并不觉得我应该被包括在内,但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被告知。你必须明白,乐队解散后的每一年,都有传言说齐柏林飞艇会重组。所以有次我打电话给乐队的一个生意伙伴说,“我听说最近谣言又越来越多了,” 那个人说,“哦!他们没告诉你吗?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但他们肯定不是在做齐柏林飞艇的东西。”所以我说,“行吧,随他们去吧。”当我和 Diamanda在德国巡演时,我打开电视,看到他们在 MTV 上的那场演唱会。我自个儿想着:“那个管风琴部分听起来很熟悉” ,然后我的贝斯部分就进来了,然后我的弦乐部分也进来了,我想,“行吧,所以就这样吧。”不过,归根结底,他们帮了我一个忙,我在这儿做我的solo,他们在那儿也做得不错。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碰面只是出于商业上的一些原因,还有会议之类的事情,而且,这都是,嗯,我们只能说这些都很正式的。

 

我很喜欢那段,当您在摇滚名人堂入选典礼的演讲上理直气壮地嘲笑他们。

JPJ:[笑] 是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拿起电话,给我一个来电,所以我在典礼上说了那句话。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当我说完之后,人们在记者席上笑着倒在地板上的声音让我感觉好多了[笑]。

 

乐队解散后,有几次舞台重组表演,整个80年代都有无休止的谣言在讲将会有一场完整的重组,包括各种关于鼓手的人选的猜测,从 Tony Thompson、Cozy Powell 到 Jason Bonham。是什么阻止了重组成为现实?

JPJ:总的来说,似乎总会发生的情形是:我们最终还是会重聚在一起演出,在比如Live Aid 和大西洋唱片周年纪念演出这样的演唱会上,我们会立刻回想起一起演出的感觉有多好,我们也会想尝试更进一步。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热情最终会消退,所以重组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我们也知道再也不会有另一个齐柏林飞艇了。如果没有 John Bonham,就没有齐柏林飞艇,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三个——我、Robert 和 Jimmy——一起工作了12年,所以没理由不再试一次,尽管Robert 总是更关心他的个人事业,真的不想和Jimmy还有我搅和到一起。但是当他最终和Page 重归于好时,没有我在旁边,也许他在想没人会把这叫做齐柏林飞艇。但是后来他们俩开始演奏起齐柏林飞艇的所有歌 [笑]。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记得有次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 No Quarter 怎么样? ”意思是 Page和 Plant的专辑怎么样,我说,“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最好的曲子之一。[笑]” Robert 曾经说过,如果我参与的话,他和 Page在做的事情会有所不同,这话太对了,没准这也就是他们不想让我一起的原因。

 

当您谈到与 Page和 Plant当前的商业性会面时,您具体指的是?

JPJ:主要就是像The BBC Sessions这样的专辑,或者重制项目之类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些项目,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因为乐队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很有趣,因为当你认为齐柏林飞艇没什么可做的时候,有人会说,“我听说有这样一盘带子。”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在未来出现。

 

我最近看了一篇Bad Company的 Boz Burrell 和 Simon Kirke 的采访,他们回忆了当他们签了齐柏林飞艇自己的唱片公司天鹅之歌之后,John Bonham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John显然在说,这是正经生意,Bad Company里的那些家伙必须好好表现……

JPJ:唔,天鹅之歌其实是由我们的经纪人Peter Grant 推动的,虽然我们都参与了一些,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它有点松散。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都参与经营一家唱片公司是不是好事。这在当时看来是个好主意,但是突然间每个人都在做其他的事情。所以那不算是最成功的探索。

 

至于齐柏林飞艇的其他商业方面,有说法是,如果没有已故的Peter Grant在,齐柏林飞艇在商业上不会取得像在艺术上那样伟大的成功。许多人认为他彻底革新了艺术家经纪这个行业。您认为这说法恰当吗?

JPJ:哦,是的,当然。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他是一位高明的经纪人。首先,他确实彻底改变了巡演这个行当。我的意思是,在齐柏林飞艇之前,艺术家和推广人之间是六四分成。Peter Grant挺身而出,他说,“如果你们想要齐柏林飞艇的话,九一分成才行 [笑]。”从那以后就是这样,所以Peter 改变了这一切。他真的相信艺术家们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因为他相信艺术家们几乎被这个行当里的每个环节敲诈了。他想改变这一切,他做到了。他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如果你对他讲理,他也会对你讲理。我知道有很多演唱会推广人可能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有很多推广人非常尊敬他,并且知道他所说的是非常正直的。作为一个乐队,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离我们远远的。他说: “你们负责音乐,我负责生意。”这就是齐柏林飞艇和 Peter Grant的工作方式。分工就是这么简单。他从来不说任何关于音乐的事,除了:“这太棒了。”他只是很擅长让别人离我们远点,他允许我们继续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巡演是齐柏林飞艇最赚钱的地方吗,还是 Peter也能让乐队获得更高的版税收入?

JPJ:几乎都是有的。我们在巡演中做得相当不错,但我们在唱片销量上也做得非常好。那些年齐柏林飞艇卖出了很多唱片,千真万确。那时我们唯一没有真正做的事情是营销,那时候行业中没有人真正理解营销。但是巡演和唱片销量,齐柏林飞艇做得非常好。

 

在乐队的最后一张真正的录音室专辑 In Through The Out Door 中,您比以往更多地参与了创作和制作。那张专辑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JPJ:在所有的专辑的创作和制作中我总是有参与,但是我在那张专辑中得到了更多的署名,是因为Page 参与得少了。基本上,我排练来得早,Robert 和我或多或少一起写了那张专辑。说实话,我可能应该在齐柏林早期时多关注下署名。在那时候,我只会说,“唔,这是我写的,但这是编曲的一部分,”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就让这过去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编曲与写歌有更多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编曲。我一直认为,John Bonham 的贡献也远远被低估了,事实上,我知道就是这样。齐柏林飞艇实际是4个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时候当你看到每首歌都有“ Page-Plant”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像是一个类似“Lennon-McCartney”的情况,他们写下了所有的歌,而 John和我只是学了 Jimmy 和 Robert 教给我们的歌曲 [笑]。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太荒谬了。首先,Robert 通常在曲子录制完后才写歌词。当然,每首歌都有他的功劳,因为每首歌都有歌词,但有时候我们会把他送回去重写 [笑]。但整件事我都做得很好。它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录音室工作和做我想做事情的自由,所以我真的没有任何抱怨。

 

您经历过音乐产业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方面,您对刚起步的音乐家们有什么建议吗?

JPJ:在音乐上,我总是告诉音乐家们要敞开耳朵,倾听一切。在商业方面,我会说,乐队要尽可能在早期就决定写作歌曲的署名分配,也许这点需要写到纸上。而且你们也应该尝试与你们真正信任的人合作。但对所有的音乐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不停地发掘你的才华和属于你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