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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ght But Loose Files – 12/2003

Interviewer: Dave Lewis – Excerpt from ‘The Tight But Loose Files’, December 2003     

https://www.coveringledzeppelin.net/jones-talk/the-tight-but-loose-files-122003

翻译&校对：Elynx, nattraven

“当时的我们年轻又狂妄，对自己充满信心”

1997年，我想要采访John Paul Jones，于是联系了他的经纪人Richard Chadwick。时间刚刚好——John当时正准备着手录制solo专辑Zooma，后者标志着他以solo艺术家的身份重回聚光灯下。他爽快应允。与我和飞艇的经纪人Peter Grant 的访谈类似，我将此当作一次当事人亲口讲述的职业生涯的概述。我们的会面后来被证明极具启发性。John各方面都非常友善——乐于谈论他在飞艇之前的职业生涯，由飞艇而起的考验与困境，如何看待Page和Plant在Unledded中对他的忽视，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我们聊了超过三小时，很显然John很愿意就一些话题作出澄清。由此而生的文本后来发表在Tight But Loose第13期。和Peter Grant的采访放在一起，这篇访谈成为目前发表的John Paul Jones的最长的问答式采访。自那以后，John以专辑Zooma和Thunderthief以及随后的巡演活动重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1997年11月12日

我第一次在电台听见John Paul Jones的声音是1973年底。他当时难得同意为Radio One的Rockspeak节目做一档关于Madeline Bell新专辑Comin’ Atcha的访谈。在断断续续的中波频道里，JPJ柔和的声音自收音机里传来，聊起Bell女士的专辑录制过程，还有些关于飞艇的话题。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我同时意识到两件事：1）由齐柏林飞艇引发的那些疯狂的幕后故事怎么能和这个柔声讲话的人放在一起？ 2）这罕见的声音，相比曝光度更高、更乐意接受访谈的Plant以及（没那么夸张的）Page，展现了乐队明智的一面。他的观点很重要，但也一如以往的贝斯手们那样默默无闻。

25年后，在Holland公园附近一家舒适的茶室里，我坐在John Paul Jones面前，一切似乎没什么改变。他说话仍有柔和简短的英国口音——有时为了阐明观点会换到第三人称。自1968年至1980年间的经历，他仍能明智、洞见地娓娓道来。而这正是本次见面的目的，来听JPJ传播福音吧。JPJ在齐柏林飞艇中已沉默了太久，现在是改正的时刻了。在BBC Sessions专辑发布的时候，John成为组合中应对媒体的主要发言人。一堆的访谈已经提上日程——还有一个在线的问答环节。

我的访谈邀约实际上要更早，早于他决定比过去更坦率地回答有关乐队以前的问题之前。九月份时我第一次下决心联系他的经纪人，谈到请John来为《Tight But Loose》做一次完整的访谈。就在那之前，Omnibus出版社的 Chris Charlesworth在Jimi Hendrix 的蓝色牌匾揭幕仪式上遇到了Jonesy。Chris 告诉我John对我的书赞赏有加——说它是关于飞艇最好的作品之一。十月份则有多次电话与传真往来——答复是肯定。一旦日程允许，John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十一月将近，BBC Sessions专辑即将发行，我很想继续推进。因此当JPJ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转达采访日期时间时，我大大地松了口气。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3:30分。“采访是要围绕BBC Sessions专辑吗？”我问。“John 什么都乐意聊。”这答复让我再快乐不过了。

你得往前回溯很久（多半要回到1977年 的《Guitar》杂志）才能找到上一回和John的长采访。这些年间，对于飞艇时期，他很少开口（或者很少有人问起）。这是我很想重提的旧事。我在采访前的一周琢磨好了一系列问题，希望它们能为我们的谈话打下基础。11月12日周三，一个温和的初冬下午。带上可靠的TBL笔记本和口述录音机，我来到了舒适的地下办公室，经验丰富的音乐家在此应对各项事务。他看起来……就很Jonesy。对于五十多岁的人来说，他气色看上去非常好。一堆刚到的BBC 光碟正堆在他的桌子上。他得为美国市场宣传把这些碟签完。他穿着灯芯绒长裤、一件裁剪得当的羊毛飞行员外套，头发长度差不多像70年代中期飞艇巡演时那样。

我们穿过Holland公园，这就算走完了到采访地点的短短路程。采访在一间时髦、远离主干道的茶室进行。我们一路过来没有人认出他——但，过去也从来没有过。在我们头顶，也许还挺有象征意义的，一架宣传广告的飞艇在空中盘旋。“这是个征兆呢。”他咧嘴笑了。差不多这时候我有点赛前紧张发作了。他会怎么面对这些围绕过去的问题呢？他对媒体的态度少说也是唐突无礼的。那么一瞬间，我闪回到1979年Melody Maker的投票颁奖现场，JPJ戴着Rock Against Journalism的徽章，还驳回了一名年轻记者的追问“有什么格言分享吗？”“格言？”他回答，“哦，Eric才会咬文嚼字，没瞧见他啊！”还好今天下午没有这种冲突。在茶室安静一角，伴着一壶茶，John无疑是最有启发性的受访人——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接下来三小时里，我们坐下来聊了齐柏林时期以及往后的无数话题。大致以时间顺序，我们梳理了他对于过去三十年间有他参与的大事件的想法。John时常竭力阐明某个观点，有时会滑进第三人称，以便讲清楚某个具体情境。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乐观快活，有一两次板起面孔，非常严肃。

“好啦，这下全都说出来啦！”最后他友好作别，我留他在办公室里继续签那些BBC光碟。下文就是这次TBL采访的全部文稿。这也是JPJ简明扼要、真实可信的讲述，对他来说身处——诚如BBC广告所言——“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意味着什么。

 

DL：在你还是录音室音乐人的时候，在齐柏林之前，有没有别的组合邀请你加入？

JPJ：没有。我被人看作是个彻头彻尾的录音室人，非常抢手的那种。在进录音室之前，我曾经加入过几个组合，尤其是和Tony Meehan。连轴转地干了几年录音室工作后，实在受不了了。我钱赚得不少，但完全没法享受工作。是我的妻子Mo注意到Disc杂志上有篇东西说Jimmy要从老Yardbirds离开再组新乐队。她催促我给他打电话。终于有机会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了。

 

DL：所以更像是你去找Jimmy，而不是被他邀请过来？

JPJ：是的。当然，我在录音室工作时就很了解他。他的名头很受敬重呢。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正要去伯明翰见Robert。他告诉我Terry Reid已经拒了他的邀请。后来回复我说Robert超级棒，还推荐了一个鼓手。那就是John Bonham，当时在Tim Rose的乐队里。Peter Grant得说服他放弃40英镑的周薪来加入我们！从第一次排练开始，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人员配置可以做出点东西。从给Page打电话起，到第一次巡演，演完Yardbirds那些斯堪的纳维亚演出，一切成型地非常快。

 

DL：关于齐柏林飞艇首专录音，你还记得什么吗？

JPJ：首专真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现场演出。是我们那时候在台上演的东西。没要太多准备。我们有些Willie Dixon的蓝调，How Many More Times和Dazed and Confused 是从Yardbirds后期来的。我的贡献是Good Times, Bad Times，还有 Your Time is Gonna Come。

 

DL：后者还有管风琴呢。一直以来都是要你同时负责键盘和贝斯吗？

JPJ：是的。我记得有次早期排练在Page那里，有台Honer管风琴，我们用它弹了点东西。有一首是Tribute To Bert Berns （后来以Baby Come On Home放出），我记得也排练过 The Band 的Chest Fever——不过我们没怎么展开过。那时候我找人做了贝斯踏板，所以带着管风琴巡演、和乐队尝试挺容易的。

 

DL：飞艇在美国的突破来得很快。你认为在英国的转折点又是什么呢？

JPJ：在美国也不完全是立刻就突破的。我们真的得付出很多才能收获点名气。乐队成立最初的12个月，我们似乎一直都在美国巡演。也从广播上做了很多宣传。FM电台刚刚开始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们不在乎放更长的曲目、甚至整张专辑。我们去了很多电台放专辑。去了很多奇怪的地方，出现在兼作电台的小木屋里。你还得明白，我们早些时候在美国还有些糟糕的风评。那些说我们是炒作乐队的——对我们起步毫无帮助。不过当人们去看我们现场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了我们确实在努力做出些非常好的音乐。在英国我们花了点时间才得到承认，还参加了很多俱乐部的演出。接着专辑开始获得关注。至于转折点，我想起的是在伯明翰市政厅特别棒的一晚。应该是我们专辑刚刚发行不久。阿尔伯特音乐厅也算一个。英国这边进度很慢，主要是因为我们媒体曝光实在太少了。当然BBC广播的演出也有帮助。

 

DL：在丹麦电视录像的时候还记得什么吗？

JPJ：整个都显得有点奇怪。我们准备的时候，瞧着坐在地上的那些人一脸困惑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倒是挺好笑的。后来，在哥本哈根跟那个女伯爵遇到了一堆麻烦。那女人真的是有点疯。在欧洲那片地方我们总出奇怪的事。

 

DL: 就齐柏林飞艇整体上的成功而言，Peter Grant有多重要？

JPJ: 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音乐上，他全权交予我们。而由他来决定我们巡演的时间和地点，并负责所有生意上的事。能在艺术层面上如此自由真的太好了。他对乐队来说至关重要，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他几乎改写了乐队的管理规则。他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我没能去参加葬礼，因为当时我还在美国，但是Mo去了。他真的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可能。

 

DL: 为什么你认为（制作并发行）BBC sessions对乐队来说很重要？

JPJ: 唔，当时的我们非常年轻，又狂妄。对自己充满信心。我不认为有多少乐队能像我们那样进行即兴创作，而BBC，尤其是“In Concert”（那个节目）的现场录音，让我们有机会在电台上去做这些事情。那时候的广播时间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决心要好好利用每一次在BBC进行广播的机会。

 

DL: 你对你们最近发行的BBC Sessions专辑中呈现的声音还满意吗？

JPJ: 在知道我们将要发行那些录音时，我确实担心过这个问题，但是 Jimmy在这方面真的把握得很好。在那时候，BBC录音棚的声效相当有限，所以现在回头听那些录音，你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总的来说，最后呈现的效果相当不错了。我们拿到的第一个录音的版本是DAT磁带上来的，那个不太好，但是当用它来刻 CD 的时候，所有先前的瑕疵都已经消掉了，干得漂亮！

 

DL: 你知道这份录音其实有很多盗录版吗？ 

JPJ: 是的，我知道那其中的一些——我时不时会收到这些盗录。我必须得说的是，包装方面确实进步很大啊。

 

DL: 你还记得你们为Alexis Korner秀录得那份吗——随后被BBC抹掉了的那个？

JPJ:我其实不太记得 ——记忆似乎总会有点模糊。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室为不同的节目录过音，比如在Maida Vale和Playhouse Theatre。我们会很乐意去做任何与Alexis有关的事情的。

 

DL: 你怎么看这张专辑里先前未曾流出的那两段录音，The Girl I Love和翻唱版Eddie Cochran的‘Somethin’ Else’？

JPJ: ‘Somethin’ Else’蛮有意思的，我能回想起那时候我们会在安可的时候演这首。这首歌给了我一个在钢琴上敲敲打打的机会。The Girl I Love这首呢，就像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时会即兴出来的那种歌。

 

DL:  Playhouse Theatre 1969 现场版的 ‘You Shook Me’有一段很长的管风琴solo——那对你来说是场记忆深刻的演出吗？

JPJ: BBC的CD集有一点好是，那能够阐明我们是如何让每一首曲目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的。那首歌有两个版本，我想Playhouse版的长度几乎是我们剪出来的第一个BBC版的两倍吧。正如我先前说的，这是“我们的方法”的要素之一。我们各自都是技艺精湛的音乐家，所以参与进那样的即兴创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大概知道，到后期这部分即兴的长度确实够夸张的。对于像“No Quarter” 这样的作品，每天晚上都是场看看这行不行得通的考验。我们的solo从来没有预先计划好过——我们冒这个险，有时是会有点迷失啦，不过，当这种即兴真的奏效了的时刻，满足感无与伦比。

 

DL: 1971年的现场版 ‘Stairway To Heaven’的编曲似乎还有些没有决定好的地方。起初这是一首很难现场表演的歌吗？

JPJ: 这首歌最开始就和我们很多其他新曲子一样，当然在这首歌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情绪。你得集中精力才能让每一次变化都适得其所。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歌今后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新专辑的一部分来表演。在那时，能感觉的只是这首歌无疑是我们的杰作之一。

 

DL: 你在编录这次的BBC set中出力很多吗？

JPJ: 鉴于我仍然是乐队存活成员中的三分之一，我非常热衷于参与这样的发行。Jimmy做了实际上的编录工作，但我对曲目列表、图样等等都有发言权。

 

DL：你希望人们如何看待这套BBC新碟呢？

JPJ：要听乐队成型的过程，它是个相当棒的机会。是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刚从美国回来的第一场录音，我们那时还新鲜热辣着呢。拿它和后来的一些东西比较挺好的。而且它又一次展现出John Bonham到底是个多么杰出的鼓手——以及他对我们的声音有多重要。John有一点是，他绝不仅仅是个卡点的鼓手。他对音乐有着绝妙感知，是真正的音乐家。他是Tamla Motown唱片公司的忠实乐迷，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鼓。他从不重复基本的鼓点，这也是为什么飞艇是让人乐在其中的乐队。作为节奏组，这已经远超我想要的一切了。

 

DL: 现在，BBC专辑发行了——你会乐意看到更多有存档的录音带被发行吗——或许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行一套现场表演录音合辑，又或者像披头士那样发行带有视频剪辑的精选集？

JPJ: 如果声音够好，那可以，我很乐意这么做。我不太清楚我们还有多少现场录音在，不过我想Jimmy知道这些。我很确定有机会可以这么做。至于视频——如果它能很好地代表我们乐队，那没问题。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 的电影最后并没有呈现出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如果有更有代表性的东西在，那很好。在最近的‘Whole Lotta Love’的宣传片里就有一些不错的片段。唯一的问题是我真的不太想花很多时间去挖掘过去——当前，我有很多音乐要做。

 

DL:  你能想到会有未发行的齐柏林飞艇曲目可能会出现在那之中吗？  

JPJ: 要我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不是那种喜欢把歌曲藏藏掖掖的乐队。如果有什么东西在一张专辑里没有用上，它往往会被带进下一张专辑里。

 

DL:1970年到1971年左右，齐柏林飞艇在美国的演唱会上有不少骚乱，警察在现场很有存在感。你们在舞台上是如何应对的？ 

JPJ：那时候正值美国学生动乱，显然警察并没什么用处。然后，我们会让某些人站出来并试图声明这是一场免费的演出。然后这就变成了一种双向的斗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像是在说：“嘿，我们就在这——边听边享受吧。” Robert会一直做手势要求（台下保持）冷静。我想我们后来意识到没有警察在场会更好，于是我们摆脱了警察，请来了自己的保安。 

 

DL: 说回音乐，‘Black Dog’显然是你的riff，这是怎么想出来的？

JPJ: 我记得当时我和Page在听Muddy Waters的Electric Mud。有一首歌是一段又长又散漫的riff，我很喜欢那样的东西，也想写——一个像直线旅程一样的riff。这个想法是在从Page位于邦布尔内的家回去时，在火车上产生的。从在海德利庄园的第一次试听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个好主意。  

 

DL: 在第三张、第四张专辑的时候你用到了曼陀铃。你先前弹过这个乐器吗？

JPJ: 没有，我只是从头开始学了。我带了一本差劲的旧版《教教自己怎么弹蓝草曼陀铃》，就这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买曼陀铃成了我的爱好。

 

DL: 变得有点像马拉松了。

JPJ：是的，我想最后它是有点太长了，就像有些东西一样，这很有意思。我曾经用它在音乐上挑战自己。我有时候会变得有点钝感，但这样的东西会考验你。有时候管用，有时候没用。但这值得一试，因为一旦它奏效，那种感觉太令人满足了。

 

DL: 你在77年的巡演中搞过改编版的‘Nut Rocker’。

JPJ: 有一天晚上演出时我不由自主就这么做了，他们都说让我留着，但是我有点厌倦了。

 

DL: 在齐柏林飞艇时期，你用过许多不同的乐器，包括美乐特朗琴。它很难弹奏吗？

JPJ: 美乐特朗琴的问题在于它没法保持音准。每个人都在抱怨，说它明明在忧郁蓝调中很管用——但忧郁蓝调有发明它的人和他们一起工作，而我没有啊！最后我不得不弃用它。后来在齐柏林飞艇时，我用了造梦机GX1键盘合成器。和Stevie Wonder一起，我是第一批用上它的人之一。在当时它是非常出色的，因为它可以在一个单元上完成以前三个键盘才能做到的一切。我从它身上得到了一些很棒的声音，比如“In The Evening” 和“All My Love”。它们来自于在录音室中的实验。

 

DL: 飞艇77年的美国巡演中你开始用的那把三头吉他呢？

JPJ: 那是在吉他技师Andy Manson来看我们的现场后想出的主意，他看到我换了好多次吉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打造一把结合曼陀林、六弦和十二弦的原声吉他。我还有个贝斯踏板组合。它在“Ten Years Gone”中效果很好，虽然得花些时间来设置好这一切。

 

DL: ‘In the Light’是又一个你的点子? 

JPJ: ‘In The Light’中那种声效，我想是我和Page想出来的——他可能用了琴弓，我用了VCS 3合成器，我们试图得到某种印度音乐才有的声音。挑战在于如何从合成器中搞出民乐的声音。这和‘Kashmir’类似——我们在奥林匹克录音室和一只英国的管弦乐队录了弦乐部分。我事先就想好了所有的部分，就像我在60年代时在录音室工作中那样。 

 

DL: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一些想法在乐队的创作署名中没有反映出来？

JPJ: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些重要的贡献似乎在最后的署名中被遗忘了。‘Achilles’ Last Stand’ 就是其中之一——我用了Alembic的八弦贝斯创造的那条低音线是这首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John也有这样的困扰。很多东西都是在即兴中诞生的。我想出了不少编曲的点子，比如第三张专辑中的‘Friends’。一个人在歌曲中投入的东西并不总是反映在署名中。当时看来可能不值得大肆宣扬吧。或许在一些事情上更民主的四人署名会是个更好的主意。 

 

DL: 和我讲讲你和Peter Grant说你想离开乐队，去温彻斯特大教堂当唱诗班指挥的事？ 

JPJ: 唱诗班指挥的事就是个我对某个记者开的扯淡玩笑，他倒是说得比实际情况更夸张了。虽然这是真的，我确实考虑过在1973年的美国巡演后离开乐队。我只是受够了巡演，我确实去找过Peter，告诉他我想退出，除非做出改变。我离开这么久让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趣的是，在我见到他之后，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在学校假日进行巡演了，对于我们什么时候进行巡演也多了很多提前通知。事情必须得改变，也确实变了，所以（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Peter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

 

DL：您如今怎么看待电影《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的制作经历？

JPJ：算是各方极大妥协的结果。我们始终搞不清到底在干什么。当初想到要制作电影的时候，想法非常简单——拍几场演出、制作成电影上映。我们那时可不知道之后会变得多难。有个说法是，我不肯在拍摄电影的那几晚统一着装。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是，我会问今晚要拍摄吗，然后被告知说没有，于是我想，“不用担心，把之前拍摄时穿的那件衣服留到下一次拍摄的时候穿吧。”接着我上台发现摄影机准备好开机了，似乎没有人搞得清当时究竟在干什么。令人烦躁。

 

DL：然后你们在谢珀顿（Shepperton）补拍了些现场镜头。

JPJ：啊，对……麻烦的是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问我谢珀顿重拍还需要点什么。我回答：“先来个六英寸的头发怎么样！”我当时已经把头发剪短啦！有些场景要重拍，因为之前的录影带里有缺失，所以我得戴假发，那倒是给人带来不少欢乐。然后是那些奇幻片段。有人讲：“你得搞一个奇幻片段。”我想：“什么？”事实上，我原本的想法是用一部老电影《Doctor Sin》，那里面有那么多骑士横越沼泽，最后加个我就行了。结果电影版权在迪士尼手里，我只好自己骑马，过程真的好笑，因为我骑术实在不怎么样。

 

DL：《Presence》录制得相当快，其中键盘也很少。您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JPJ：我们在马利布（注）租了房子，很快发现Robert和我跟Jimmy有时差。我们就是找不到他人。我都想在街上拉横幅“今天排练第一天”。我和我当时的设备管理员Brian Condliffe 每天晚上开车去录音室，等啊等啊，等到所有人到齐，那时候大概都要凌晨两点了。那阵子我对棒球了如指掌——正逢世界巡回赛，除了看它也没别的事可做。那会就是没多少连贯的排练，很容易失去兴趣。最后我们终于在慕尼黑开始录音，我基本上全程在划水。Jimmy当时真的很努力加班加点，它很快就成型了——大概也可能是因为录音室时间有限。关于那张专辑的主要记忆是推着Robert的轮椅从一个啤酒摊逛到另一个啤酒摊呢！我猜我们挺开心的，但我并不真的享受录制过程。那张我基本在划水。那段时期的一件好事是，我开始用Alembic的8弦贝斯，后者为我们的声音增色很多。

（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一城市）

 

DL：您在1977年巡演中首次开唱。对此您感到高兴吗？

JPJ：他们让我唱Battle of Evermore。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答应的来着，我想是Jimmy和Bonzo都不打算唱，所以就交给我了——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哦Jonesy会做的。” 我们算是就这么过了，不过我们一致同意全套原声阵容应该在后续的演出中保留下来。

 

DL：1977年美国巡演时，整个飞艇团队变得非常庞大。你个人是怎么应对后台发生的那些事的？

JPJ：要是有趣你就加入，没意思就走人。大概我经常人在酒店另一边吧。但那类事过一阵之后就显得有点乏味了。后来Richard Cole 和John Bindon 那帮人变得稍微有点疯。白天他是个挺不错的人，但到了晚上就疯了。我会避开，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暴力。我知道Robert从不喜欢，Jimmy那场巡演时期心不在焉。事实上，Robert和我经常会出门散步，在白天活动下。当时所有的乐队都在吸毒——我们并不真的担心——但后来就有点失控了。

 

DL：您怎么看待奥克兰事件？

JPJ：我记得演出之前好多保安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但当时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没怎么注意。事实上，我记得奥克兰那场演出相当不错。当时我的家人都在，准备第二天出发前往俄勒冈。我已经租好了房车，就停在酒店外面。我们听说警察来了，挤满了酒店大堂。于是我和家人就从后面的服务电梯下楼，穿过厨房，走进房车——我之前从没开过呢——撤出酒店，开上高速，甩开麻烦。

 

DL：然后Robert那边的悲剧消息传来了。

JPJ：是，我难以置信。我当时人在俄勒冈——本来打算和Concerts West公司的Tommy Hullat呆一阵。对他来说那是段艰难的时期，在那之后齐柏林飞艇的巡演取消，猫王两周之后去世了，他也要应对。无论如何，Robert和Bonzo回家了，我继续开到西雅图。很不适的一段时期。我们明白他需要点时间。

 

DL：您在那段休养期在做什么呢？

JPJ：我在苏塞克斯郡刚买了农场，所以做了点农活——基本上在弥补我的家庭生活。算是冷静下来，休养生息。我们一直努力了这么久。也需要喘口气了。再度回到科里维尔村（Clearwell）聚首感觉有点怪。我并不觉得舒适。我还记得自己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身心状态都不是很好。

 

DL：情况后来变得令人泄气了吗？

JPJ：是，但想要做点什么阻止也不容易。也许是没有人足够强能站住来阻止——包括我们的经纪人自己状态也不好。最后就变成，“熬过这次，回到舞台上吧。” 如果我状态不好，Robert会试着鼓励我，如果他状态不好，我也同样鼓励他，我们就这么挺过来的。那段时间我确实和Robert更亲近了。并不是说我们在科里维尔并不开心，只是毫无头绪。

 

DL：是在那段时间您获得了GX1。

JPJ：我是拥有它的第一批人之一——我想是Steve Wonder和我吧。它当然为声音增色不少。坐下来只弹一个键盘要容易很多。当时那台机器里传出的声音很令人振奋。

 

DL：那么Knebworth和欧洲巡演时那上面的电话呢？

JPJ：我在排练的时候顺手放上去的，看着不错，于是我们就留着它了。它总是会出现在空运箱里——只是我们的小玩笑之一。

 

DL：在所有的齐柏林飞艇专辑中，相比其他，In Through the Out Door 这张专辑您的个人风格最明显。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JPJ：简而言之，因为很多时候出现在北极星录音室的人只有我和Robert。那时候有两个明确的阵营，我们是相对比较清醒的。我们先到，Bonzo稍晚出现，Page没准一两天后才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要么坐着干等，要么开始弹点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录音室做的事。我已经装上了这么大的机器，我才不打算干坐着只看着它呢。All My Love 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么来的。我知道Jimmy说那首歌不适合齐柏林，但同样的话也可以说Down By the Seaside，所以我完全不同意。这歌是Robert和我花了那么久干等着、喝了几品脱的Pimm酒写出来的。于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了。我想那张专辑有很棒的东西。In the Evening 和Carouselambra，这些是我很努力写好的。那算是转型期。是个看看我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按这个方向来，下一张专辑本会更有趣的。

 

DL：在齐柏林飞艇晚期，乐队在朋克革命开始时受到了冲击。您是怎么看待的？

JPJ：我必须承认我起初不喜欢朋克。它听上去又吵又难听。事实上，在那时候，我喜欢Two-Tone风格的乐队，像是The Specials, The Selecter 和The Beat。有点朋克味——一开始我并不喜欢性手枪，不过后来能欣赏得来了。至于我们自己，无论如何坚持下去就行了。我得说那类东西的确让我们写了不少有力道的歌。朋克让我们想起自己早期的声音——强劲又自信——就像你在BBC这套碟里听到的那样。在朋克浪潮开始时，我们也录了像Wearing and Tearing那样的曲目，是在ABBA的斯德哥尔摩录音室录制的。我们还是能做那种能量十足的曲子，也享受整个过程。

 

DL：在Knebworth演出，在英国重返现场舞台，您曾对此感到紧张吗？

JPJ：也就到这是个很大的场子、你得做到最好的程度吧。我记得一开始的声音挺差劲，后来发现前三首歌的贝斯都没声也有点令人不安。这是在很长的休养期过后，Robert也在逐渐恢复状态。差不多那时候他开始在声音中加入和声效果，我不能说很喜欢，真的。人声效果改变太多了。不过总体而言，重回乐队一起演出感觉很棒，我们真心希望能就此继续下去。

 

DL：1980年欧洲巡演，您会怎么形容乐队的精神状态？

JPJ：当时的状态是这样：磨磨爪子，别再犹豫，好好留心现状，重塑自己。实际上，重塑说得有点过了。像是，我们进入下一阶段吧。是一种回归人群的方式，我非常享受欧洲巡演。我知道我们花了很久说服Robert去美国，他最终也同意了。我们是在奋战。回首那个时期，看起来确实是我和Robert在撑着，其他人有别的事要应对。只是让它付诸东流太可惜了。你知道…….那是我们做的东西啊。没人想说它结束了。我们当然不想就这么把它丢掉。

 

DL：所以你们准备好重返美国了？

JPJ：非常确定。Peter用了点手腕，确保我们重返不同的舞台，不是直接演三十场。一直都非常确定，直到Benji和我发现了John。我们当时在Page位于温莎镇的家里。我们上楼去找Bonzo。Jimmy有间客房，所以我们去叫他起来。很可悲。我记得我们发现他之后，我走出来，Jimmy和Robert在前厅因为什么事情大笑。我得走进去，说等一下，然后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非常震惊。

 

DL：如果John Bonham没有去世，乐队没有被迫解散，您认为齐柏林会走到什么地步呢？那时是否感到乐队巅峰时期已过？

JPJ：在那么多被迫的休养期过后，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如果乐队其他人感觉不同那也不太明显。在那些悲剧过后，我们确实花了点功夫让Robert答应继续美国巡演，但1980年欧洲巡演之后他同意了，一切也准备好了。就我来说，我们只要重返美国，开始巡演，然后再进录音室。我还是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做。我当然没有在乐队之外再做什么的想法。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我们准备好像70年代那样，在80年代也留下痕迹。但天不遂人愿。

 

DL：John去世后，是否有别的可能让你们继续下去——还是说立刻就明白，没有Bonzo就没有齐柏林？

JPJ：他无可替代。我们知道这是结局了。

 

DL：John去世后，您个人感觉如何——这么多年的乐队解散感觉一定很奇怪？

JPJ：起初最强烈的感情是愤怒。暴殄天物。同样也感到人终有一死——毕竟这本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很艰难的时期。Peter Grant本该还是我的经纪人，但头两年很难联系上他。他完全没法承受。很让人灰心。

 

DL：您想过要加入其他乐队吗？

JPJ：没有，从没想过。我是说，你在齐柏林飞艇之后要加入什么乐队呢？

 

DL：您在编制Coda专辑的过程中投入很多吗？

JPJ：是。事实上，那是我想的标题。看起来是完成一本书的终章。我们花了点功夫才找到足够的曲目——还有想法要出一张现场录音专辑，但最后也一无所获。‘

 

DL：您80年代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Scream For Help的原声配乐。

JPJ：那电影很烂——全方位扑街吧真的。那里面有几首不错的曲子——Jimmy来演奏的那首Crackback录起来还挺有趣的。

 

DL：在Live Aid和亚特兰大的重组表演感觉如何？

JPJ：Live Aid 最终成了的时候挺好。真的，我强行要求加入的。我猜这是不被邀请的开始……没人问我，但我知道Robert要参加，Jimmy也有参与。看上去好像会和齐柏林有关，所以我不想错过。不过当我们上台——嗯，挺棒的。就好像我们从没离开过。非常振奋。

 

DL：1986年早期你们又在巴斯聚首。您那时感觉到或许未来会有重组吗？

JPJ：Live Aid之后我建议说再一起演奏也许不错。Live Aid之后显然人们对乐队的热情高涨一如既往。我觉得我们该做些什么。于是就在巴斯重新尝试。第一天还好，我不知道Jimmy是不是完全投入，但挺好。我有很多创意呢。事实上，我在什么地方还存着巴斯录音室的带子。然后Tony Thompson出了车祸。我记得Robert和我在酒店里喝了太多，Robert质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说没人想再听那老一套了，我说：“人人都在等着听呢。”从那以后就分崩离析了——我想简而言之，是Robert舍弃其他也想要追寻个人职业生涯吧。

 

DL：88年亚特兰大纪念演出呢？

JPJ：排练很棒，尤其是和Jason。他很上心，听过所有盗录碟的编曲。当晚的声音我听起来觉得还可以，但在电视上听很糟糕。就像我说的，前一天排练真的很好。同样，也许本来能做出点什么，但我们并没有继续下去。

 

DL：在复刻版专辑放出前后，是不是再一次有尝试过重组呢？

JPJ：是的，我之前都忘了。曾经在Trinifold经纪公司开了个会聊这些。Robert不太愿意用Jason。我记得Jimmy和我离开会议后，去了皮卡迪利广场的Tower Records买了Faith No More的录像带，因为有提到用它的鼓手。又一次，看上去也许能做出点什么，但又一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没有实现。

 

DL：然后Jimmy和David Coverdale合作了。

JPJ：啊，我看得出来Jimmy在想什么，因为他想工作，而Robert停滞不前。他想演奏，想现场演奏齐柏林飞艇的曲目，这样一来，同样是那类风格的David Coverdale，似乎可以作为替代。

 

DL：Robert和Jimmy再度携手，开始Unledded 项目以及之后的世界巡演，您显然对此非常惊讶？

JPJ：惊讶的地方是他们没告诉我——要从别的来源听说。自从我们一同出席Q音乐奖（注2）之后，就有不插电项目的讨论。有讨论说Robert已经被问要不要做点什么。我也被问过是否感兴趣，嘛，我有一堆原声乐器，所以当然感兴趣。我也记得Robert在Glastonbury音乐节演奏期间到过我的住处。他刚刚有了个孩子，正给我们看照片呢——但那时什么也没说。然后就是那年年初《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们正合作拍摄Unledded MTV影片了。要是能事先告诉我就好了。我第一次听说是从我们的会计那里。像是“哦你不知道他们正在搞一个MTV不插电吗？”我当时在汉堡，和Diamanda Galas 一起巡演，打开电视，看见了一小部分影片。看别人演奏我的贝斯和管风琴部分，少说感觉也很不安。管它叫No Quarter也很迷惑。我记得和Diamanda出席一场发布会的时候，被一个记者问怎么看No Quarter。他显然是在说Unledded项目。我很无礼地回答说我认为那是我写过最好的曲目之一，倒是让他闭了嘴。我一直在回答那种问题，要对付过来确实挺受伤的。非常令人遗憾，尤其是在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之后。至于巡演——好吧，我确实觉得广告宣传说的“齐柏林飞艇的进化”（Evolution of Led Zeppelin），有点贴切到不适了。

注2： Q Awards Q音乐奖1990年开始，由英国音乐杂志《Q》颁发，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奖项之一。

 

DL：摇滚名人堂的重组如何？

JPJ：这事本身很令人骄傲，但也很难。我记得是我一个人校音——其他人完全没影儿，所以这方面倒是没什么改变！还又一次扯起关于Jason要不要加入的争议。至于获奖感言，我确实是故意要那么说的。我只是觉得不能上去什么也不提。很有意思，因为Robert抨击Herman’s Hermit并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Herman的专辑在美国大卖。我感谢了Peter Grant，因为没邀请他来实在很愚蠢。我们表演结束之后，我看见Neil Young捅了捅Robert，喊道：“别再忘记他的电话号码了！”回想相当有趣。之后原本还有采访，但又取消了，因为我想他们怕我再多说点什么。

 

DL：后来你在洛杉矶领了全美音乐奖。（颁奖现场戳我）

JPJ：我正好在洛杉矶有工作，所以能亲自去领奖挺不错的。我想原本的计划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他们的伦敦彩排里，后者我没什么兴趣。能再次见到Tom Jones很好，亲自去也非常荣幸。

 

DL：回到现在，您正在制作一张个人专辑。快做完了吗？

JPJ：我正在家中的录音室录制，进程很顺利，明年夏天应该就可以。是张器乐专辑，基本上是布鲁斯和摇滚风格。还加入了计算机处理的现场节奏段。我很满意。我也用上了十弦和四弦贝斯，还有钢棒吉他——那是在和Diamanda Galas合作的项目中来的。我很喜欢那个声音。

 

DL：专辑放出之后会有巡演吗？

JPJ：是的，一定会，应该是个三大件。我会带上一个鼓手，一个弹查普曼琴的贝斯手，以及用上计算机处理的音效。在我负责钢棒吉他时挺有帮助的。我很期待出来巡演。

 

DL：您会加入些齐柏林的歌曲吗？

JPJ：我可能会演那么一两首吧，作为安可曲目开心下。但主要是新的东西。我想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巡演。有些Diamanda一起的演奏会真的不错，我又手痒想巡演了。我认为和Diamanda做的东西很不同寻常。某种意义上，它是齐柏林所做的东西的眼神——那种召唤和回应的感觉。实际上，我得告诉你在芝加哥巡演时的发生的事：有人在台下喊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非常典型的Diamanda，她吼回去“再也不是了，混账！”

 

DL：您听很多新的音乐吗？

JPJ：唔，我的一个女儿准备开家俱乐部，应该会是鼓和贝斯主打——我很喜欢的那种东西——少数几样听起来非常新鲜的东西。我的女儿从DJ们那里拿来一堆乱七八糟的碟。这些不是我自己会去做的东西，但我确实能感到魅力。新的乐队中，我认为Radiohead非常棒。

 

DL：最后再问几个齐柏林飞艇相关的问题——您个人最喜欢的齐柏林飞艇专辑是什么？

JPJ：Kashmir, The Ocean,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When The Leeve Breaks, In My Time of Dying …… 一般来说是乐队内部活力最强的那些。

 

DL：最喜欢的齐柏林专辑呢？

JPJ：当然是Physical Graffiti ……. 还有四专。好玩的是一写完我们就不怎么再听专辑了，所以有时候我还要费劲想想哪首歌属于哪张专辑。

 

DL：那么各种书呢？

JPJ：唔，Richard Cole那本《雷神之锤》就是非常没意思——它写得非常可悲，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里不是那样的。我不得不说The Concert File（注3）里的细节翔实到惊人。它让我想起我们曾多努力，尤其是早些年。

注3： Led Zeppelin: The Concert File, 初版发行于1997年，主要编者就是本篇采访者Dave Lewis。

 

DL：真的是最后了，您认为齐柏林飞艇的吸引为什么如此经久不衰呢？

JPJ：没人能触及我们的成就。它听起来仍然鲜活。实际上录制的声音可能有点过时。我们没有90年代的录音技术，但它听上去还是让人兴奋。我们对它满怀信念。我们非常投入、非常专业、永远想带来一场好演出。在别的乐队还在闲庭信步漫弹的时候，我们出现了。齐柏林飞艇的表演意在一开始就打出重击——你知道，前三首曲子不停的……嘭！我们一直都在琢磨那样的表演。是活力满溢的表演。我有很多巡演时期的美妙记忆。在Boston Tea Party用45分钟的节目单演了四小时…….阿尔伯特音乐厅…….伯爵宫…….洛杉矶Forum体育场——每次我们来都非常棒。齐柏林状态最糟的时候也远远好过大部分乐队，而它最好的时候令人目眩神迷。我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感到非常骄傲。